对宏观经济学与增长理论框架的反思和批判
时间：2011-11-03 14:59:33
来源：赵志君
一、认识结构问题对宏观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97％，人民生活显着改善。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产业结构、消费和投资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不合理现象变得越发突出，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日趋严重，追求经济高增长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发生了冲突。这些问题对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构成了巨大挑战。特别是，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沿海地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受国际市场需求下降的影响，很多企业破产倒闭，增长速度减缓，影响到民生、就业和谐社会建设。为了使我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为了保障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决策。
保增长是政府在生产领域的目标，保民生是政府与社会福利领域的目标，扩内需、调结构既是保增长的手段，也是保民生的手段。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关系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描述性和实证分析层面，缺乏突破性的理论成果。因此，我国保增长、保民生的目标和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从理论上是不很清楚的。
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之所以没有在经济结构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现有的理论框架的局限性。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完备性、代表性消费者和代表性厂商假设的基础上把消费者和生产者看成是同质的。在同质性代理人假设下，宏观经济学thldl.org.cn的产出和消费完全由代表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来决定，这样就把一个宏观问题简化为一个微观问题。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忽视了宏观和微观行为的差别，回避了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扮演的角色。第二，现有研究方法的落后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初期（1990年前后），还没有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理论方法处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这样复杂的关系。目前，虽然处理动态结构优化的数理方法已经出现，但没有被大多数研究者接受，理论方法和实际运用之间有一个时间差。第三，宏观经济学家在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论与人际效用可比性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限制了先进方法的应用范围。
二、对新古典理论框架的反思与批判
现代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29年大萧条之后以《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Keynes，1936）诞生了。1929年大萧条表明市场是不完善的，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以凯恩斯为代表的一批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大萧条的原因在于总需求不足，而政府支出可以在调节总需求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逆周期操作可以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他们的观点形成了凯恩斯主义理论。
哈罗德和多玛分别于1939年和1946年（SirRoyFHarrod，1939；EvseyDomar；1946）在资本产出率为外生给定的假设下，尝试将短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模型长期化，获得了“哈罗德—多玛模型”。但是，该模型存在所谓的“刀刃”问题，意味着长期稳态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结论与卡尔多(Kaldor，1961)发现的宏观经济学增长的6个程式化事实矛盾。
在沉寂20年之后，经济增长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重新焕发了生机，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以罗默（1986，1990）和卢卡斯（1988）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家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方向上取得了突破。他们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干中学”、研究与开发（R&D）和人力资本，获得了技术进步内生化模型，技术进步源泉问题得到了部分解释，同时对国别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和趋同性问题作了部分回答。后来，霍伊特（1992）、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吸收了熊彼特经济增长理论的某些元素，建立了内生技术创新模型。巴罗(1995)把政府支出纳入内生技术进步的框架之中。在人口迁移和出生率内生化方向上的努力（巴罗等，1995）也有所进展。
到目前为止，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直是在对新古典生产理论的框架的修改中前进的，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下，对资本产出率、储蓄率、技术进步、人口出生率、政府公共开支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都进行了内生化研究(左大培，2005)。
然而，新古典理论框架似乎走到了尽头，它无法解释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变动的关系。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在这个理论框架下，生产者、消费者都是同质的，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被一个所谓代表性生产者和代表性消费者所代替。第二，市场是完全的，每个个体面对相同的价格约束和政策约束。第三，生产结构是外生不变的，结构变量没有存在的空间。政府的政策也仅仅体现在总量上，政策对个体的差异性。政府对不同企业采取差别性税收政策、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也没有在宏观经济学增长方程中体现。第四，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政策是由什么决定的，政府目标是什么，两者之间有何关系，也无法在传统宏观经济学增长理论框架中获得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