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國夢”

　　演讲者：龍應台（大中华圈著名文化学者）

　　当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还有中国梦吗？”沉静下来思索，1952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我们上幼儿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作“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把大陆收复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

　　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诵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1949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

　　那份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

　　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有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2006年台北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分别写着四个字：“礼”，“义”，“廉”，“耻”。

　　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来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我们在乎的是什么。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

　　可是，最坏的还没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

　　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1983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1970年代整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真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19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从来没见过，脚板从来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

　　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1975年，我23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清党时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0年之后写《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1979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

　　在这个历史的场合上，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你说我该说什么？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

　　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1979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的；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今天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倒是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

　　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

　　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不同意见，这，才是我在乎的。

　　我的父亲15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

　　我的父亲是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家，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

　　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地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现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所以，请相信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