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仍需要改善

　　长达5年的高增长和低通胀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贡献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也开始显现，集中地表现在2007年以后的成本推动型的总量性通货膨胀上。这种通胀的通常结果往往不是经济过热，而可能会因为生产成本上升等原因使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如果处理不好，在后续年份中则可能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因此，如何调整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使之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我们现在应该关注的问题。

　　一、滞胀压力迫使宏观经济政策作出调整

　　由于需求拉动型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开始转化为成本推动的总量性的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发展格局可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1、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在抑制通货膨胀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治理通货膨胀还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和前些年的情况有所不同，在2004年，因为粮食价格调整等因素造成的CPI上涨到了2005年就下去了，但2007年由猪肉价格上涨开始的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从目前情况看，现行的紧缩政策对于抑制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的短期效应是明显的，如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股票价格等这些由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急骤上涨，现在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但对于由经济增长中深层次矛盾所引发的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这些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作用则在弱化。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固然离不开货币政策，但仅仅依靠货币政策是远远不够的。以调整利率而言，目前中国的实际利率(即以名义利率和CPI指数对比所得到的真实利率)是负利率，很多人支持中央银行调整利率，以对冲通货膨胀对家庭资产的负面影响。而在世界各国，调整利率也是各国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重要手段。但是在我国，虽然一直强调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一再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利率手段应用得很少。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调整利率会使已经疲软的消费需求再受到抑制，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利率负担进一步加重，从而影响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甚至影响金融机构本身的资金安全。这说明宏观经济政策中的货币政策的应用只能是有限度的，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政策相配合，才能解决或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如收入分配矛盾、经济增长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生产能力和市场的矛盾等)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这些矛盾也需要经过长期的过程。

　　2、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反映了市场宏观经济政策条件下价格机制本身的自我调节作用。从中长期看，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有所放缓。我国当前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有经济增长的原因：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所导致的供需失衡经过一定的传递周期，必然会涉及到消费领域；也有发展上的原因：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导致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变化，必然使成本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引发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也有可持续发展上的原因：加速的工业化进程与国内外资源的矛盾导致的供给短缺必然在经济活动中得到反映。这种价格上涨在客观上会导致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从而导致需求的降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有可能放缓。一般地说，由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性，我国价格总水平的上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滞后关系。从目前情况看，经济增长率如果调整到8%-9%之间，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低谷，以国际标准来看，这仍然属于高速经济增长。

　　3、加速工业化进程所要求的深化的市场体制改革，将可能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商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进程。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看，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以增长为导向的。从2003年起中国开始出现明显的能源短缺，在改善这种短缺时我们采取的更多的是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手段，注重改善供给而不注重抑制需求，在许多情况下甚至通过牺牲市场经济的原则来保证经济增长。这就为我们实施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造成了限制。与商品市场化相比，要素市场化的进程还要滞后，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都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固然需要政府干预，但科学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thldl.org.cn调控需要有完善的客观基础，这就是我们在强调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同时，强调健全市场体制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要原因。

　　二、五大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或可顺应时势获得改善

　　和2003年相比，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基本面虽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发生了改变。在2003年，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正处于最活跃时期，但是到了现在，原材料、用工成本的上升，汇率上升和国际市场的不景气，已经对这些企业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冲击；经过世纪之交的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本来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良性发展时期，但是这些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又面临严峻的挑战，如石化企业、电力企业、航空企业等，除了要实现自身的发展之外，还要承担本来应该由市场承担的社会义务，这就有可能影响企业的效益；基础建设投资的成本现在已经大大高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同样数额的投资所能形成的实际资产已经大为减少，这在客观上抑制了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从住宅需求、汽车需求等拉动当时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井喷式的需求高涨时期都已经过去，不说是出现了拐点，至少是进入了常态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再想像前些年那样依靠某种特别需求的大规模增加(如高级家电、家用轿车和民用住宅等)来急剧拉动整个经济增长，已经很困难了；由于人民币升值、食品和原油价格的上涨和全球经济的衰退，对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也已经过去。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黄金时期现在可能已经过去，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国外需求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的增长将可能转入常态。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过去五年的经济增长又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极大地发展，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失衡的局面已经有所改善，不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以及在本轮经济周期之前经济发展较缓慢的地区的发展条件已经大为改观，这又为中国持续的长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所以在我们看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发达地区由于地价持续上涨、劳动力成本及其他成本上升造成的企业经营环境及人居环境的改善空间减小的同时，还要看到更广大的地区发展环境已经有所改善。这些地区生产和需求的能力进一步改善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条件。